條文：

• 民法第6條（現行法）：「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 民法第7條（現行法）：「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

白話：權利能力就是「能不能當權利義務主體的資格」，原則上出生才有；但胎兒雖然還沒出生，只要之後不是死產，法律就「倒回去」把他當成已經出生一樣保護他的個人利益（例如繼承分、對加害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要件 / 架構：

• 權利能力的起訖：出生（獨立呼吸說為通說）～死亡。
• 胎兒保護的要件：（1）須為「胎兒」（已受胎、尚未出生）；（2）須「將來非死產」；（3）僅限於「個人利益之保護」，不及於義務負擔（例如胎兒不會因此背債）。

通說：關於胎兒權利能力的性質，通說採「法定解除條件說」——胎兒出生前即已取得權利能力，之後若死產，才溯及地喪失（而非「停止條件說」認為出生前完全沒有，等出生才溯及取得）。採解除條件說對胎兒保護較周全，例如受侵害時可即時以其名義主張。

實務：法院實務承認胎兒得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得受遺產應繼分之保留（民法第1166條：胎兒為繼承人時，其應繼分非保留不得分割遺產）。

考點：選擇題常考「胎兒的保護是停止條件還是解除條件」「保護範圍是否包含義務」；申論題常結合侵權行為（例如父親被撞死，腹中胎兒能否請求扶養費／慰撫金）出題。

申論骨架：先寫§6原則（權利能力始於出生）→ 點出胎兒例外規定於§7 →分析本案是否符合「胎兒＋非死產＋個人利益」三要件→ 採法定解除條件說，說明現在（出生前）即可行使的效果 → 結論：胎兒得否主張本案請求權。

這條的來歷：中華民國民法是1929年（民國18年）由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民法起草委員會制定，總則編於1929年公布施行；整部民法主要參考德國民法典（BGB）與瑞士民法典，也吸收日本民法典的體例，並非台灣本土原創立法，而是繼受歐陸法的產物（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张生：民国民法典的制定》、台大經濟系王泰升〈台灣的繼受歐陸民法〉）。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這種簡潔的定義方式，即是德國式潘德克頓體系（Pandektensystem）的典型寫法。

條文 vs 判決的落差：條文只講「視為既已出生」，但實務上真正的戰場在「舉證」——胎兒受侵害的個案中，原告（通常是母親或法定代理人代為主張）要證明加害行為與胎兒受損之間的因果關係，往往比一般成年被害人更困難（例如醫療糾紛中胎兒受損的因果認定）。條文給了資格，但沒有解決「資格有了、證據在哪裡」的實務難題。

誰得利、誰倒楣：得利的是意外事故中失去父母一方、尚在腹中的胎兒——他們能主張扶養費及損害賠償，避免出生後陷入完全無保障的處境。相對地，加害人一方（尤其是保險公司）在計算理賠金額時，必須把「尚未出生但將來會出生」的胎兒也算入請求權人範圍，賠償總額因此提高。

執行不了的地方：胎兒本身無法親自行使權利，實務上須由母親或其他法定代理人代為行使，若代理人與胎兒利益衝突（例如代理人自己也是被害人、要分配有限的賠償金），保護機制形同虛設，現行法未就此設有特別的利益衝突迴避程序。

所以考試會怎麼考：把「胎兒有資格」跟「胎兒能不能實際拿到錢」分成兩層寫——第一層寫§6、§7的要件與解除條件說（拿到基本分），第二層加碼寫「即使胎兒有請求權，仍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行使，且須證明因果關係」，展現你知道條文賦權和實際救濟之間有落差，這種「多想一層」的分析是申論題拉開分數差距的地方。

條文：

• 民法第12條（民國110年1月13日修正、112年1月1日施行）：「滿十八歲為成年。」（修正前為滿二十歲成年）
• 民法第13條：未成年人未滿七歲者，無行為能力；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 民法第14條：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親屬等聲請，為監護之宣告（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民法第15條）。
• 民法第15條之1：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為輔助之宣告（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特定重大行為，如為獨資合夥、不動產處分等，應經輔助人同意，屬限制行為能力性質但範圍較窄）。

白話：行為能力是「你的意思表示在法律上算不算數」的門檻。滿18歲且未受監護宣告＝完全行為能力；未滿7歲或受監護宣告＝無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無效）；7歲以上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在特定行為上＝限制行為能力（原則上須法定代理人／輔助人同意）。

要件 / 架構：

通說：監護宣告與輔助宣告是「二級制」，取代舊法單一的「禁治產宣告」，依受監護人心智缺陷的嚴重程度分級保護，避免一律剝奪行為能力的過度侵害。

實務：法院受理監護宣告聲請時，須參考精神鑑定意見（家事事件法第167條要求原則上應就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

考點：常考「限制行為能力人未經法定代理人允許所為的契約效力如何」（效力未定，民法第79條，須法定代理人承認）；「限制行為能力人以詐術使人信其為有行為能力人或已得法定代理人允許者，其法律行為為有效」（民法第83條）。

申論骨架：先定性行為人是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完全行為能力 → 若限制行為能力，檢視有無法定代理人允許、是否為純獲法律上利益或日常生活所必需（民法§77但書）→ 檢視有無民法第83條詐術阻卻事由 → 結論該法律行為之效力（有效／無效／效力未定）。

這條的來歷：舊法自1929年制定起使用「禁治產宣告」制度，直到民國97年（2008年）5月23日民法總則編及親屬編相關條文修正、98年（2009年）11月23日施行，才廢除「禁治產」用語，改為「監護宣告」與新增的「輔助宣告」二級制（來源：司法院民事廳文件、內政部及退輔會公開說明）。

吵過什麼：舊制「禁治產宣告」是一刀切——只要被宣告，不論心智缺陷輕重，一律變成無行為能力人，等於全面剝奪其法律行為能力；對於僅有輕度或中度認知障礙的人（例如輕度失智長者）保護不足也保護過頭：既無法針對其仍保有的部分判斷能力給予彈性，又背負「禁治產人」這種帶有強烈污名意味的法律標籤。97年修法即是為了解決這個「一刀切＋污名化」問題，改採監護（重度，比照無行為能力）與輔助（中度，僅特定重大行為受限）二級制。

條文 vs 判決的落差：條文賦予受輔助宣告之人在「非特定重大行為」範圍內仍具完全行為能力，理論上保有較大自主空間；但實務上，銀行、地政機關等第三人為求交易安全，往往傾向對受輔助宣告之人的所有行為都要求輔助人同意或直接拒絕往來，等於實質上把輔助宣告當成監護宣告在對待，條文設計的「保留自主空間」立法目的在交易端被打折扣。

誰得利、誰倒楣：得利的是心智狀況中度缺損的族群（例如中度失智、輕度智能障礙者）——制度給了他們比「全有全無」更細緻的保護層級，理論上能保留部分自主權；家屬（尤其是照顧者兼潛在受益人／遺產繼承人）也因監護／輔助人制度取得對財產管理的合法介入權限。倒楣的則是舉證與聲請程序中的當事人本人——監護宣告聲請須經法院裁定並常伴隨精神鑑定，程序耗時，若家屬間對「該不該宣告」「誰當監護人」有利益衝突（常見於爭奪財產管理權的家族糾紛），本人反而成為程序拉鋸戰中被爭奪的客體。

執行不了的地方：法院在監護／輔助宣告案件中依賴精神鑑定意見，但心智能力本身具有浮動性（例如失智症有清醒與混亂交替的階段），一次鑑定很難精準對應到「特定法律行為當下」的真實辨識能力，制度設計的精細分級在鑑定技術的限制下，實際運作仍偏向粗略判斷。

所以考試會怎麼考：申論題常設計「甲原本正常，某次意思清楚地訂立契約，事後家屬才聲請監護宣告」這種時序題，重點考「行為能力的判斷時點是行為當下，不是事後宣告時」——寫出這個時點原則，並點出監護宣告二級制是為了取代污名化且一刀切的禁治產制度而生，能同時拿到條文分與制度理解分。

條文：民法第87條第1項（現行法）：「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但不得以其無效，對抗善意第三人。」第2項：「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行為之規定。」

白話：雙方講好「這個表示是假的」，法律就不理這個表示，當作沒發生；但不能拿這個無效去對抗不知情、信賴這個表示的善意第三人。如果假表示底下其實藏著另一個真的法律行為（例如假買賣其實是要贈與），就依那個真行為的規定處理。

要件 / 架構：

• 須有意思表示存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個有效的法律行為）。
• 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雙方均明知並合意該表示非真意，不是單方保留真意而已（單方保留屬心中保留，民法第86條，原則仍有效）。
• 效果：該意思表示無效，但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若有隱藏行為，適用隱藏行為之規定。

通說：所謂通謀，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還須與表意人就此有「非真意的合意」，單純相對人知情而表意人不知相對人知情，不構成通謀。

實務：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8號民事判決要旨指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須表意人與相對人均明知其互為表現於外部之意思表示係屬虛構，且有不受該意思表示拘束之意，始足當之；並且主張通謀虛偽表示之人，就此事實應負舉證責任，得以間接事實推認要件事實，但間接事實與待證事實間須依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有足以推認之關聯性。

考點：常考「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vs 心中保留 vs 錯誤」三者的區辨；常結合「善意第三人保護」出題（例如假買賣後轉賣給不知情第三人，第三人是否受保護）；也常結合隱藏行為（例如假買賣真贈與，贈與規定是否須具備贈與的方式要件）出題。

申論骨架：先定性本案意思表示是心中保留、通謀虛偽或錯誤 → 檢視「通謀」要件是否成立（雙方均明知且合意非真意）→ 若成立，依§87Ⅰ本文該表示無效 → 檢視是否有善意第三人主張§87Ⅰ但書 → 檢視是否有隱藏行為應適用該行為規定（§87Ⅱ）→ 結論。

這條的來歷：民法第87條與整部民法總則同樣源自1929年立法，體例上參考德國民法典關於「非真意表示」（Scheingeschäft）的規定，屬歐陸法系對意思表示瑕疵的典型分類方式之一。

吵過什麼：學說上長期存在的爭點是「通謀」的證明門檻該設多高——設太低，會讓正常交易動輒被第三人（尤其是債權人）挑戰為假交易；設太高，又讓真正的脫產行為難以被舉證推翻。這個舉證責任分配的難題，最高法院近年判決（如114年度台上字第18號）仍在持續處理「得否以間接事實推認要件事實」的具體操作方式，顯示這條文的核心戰場其實在證據法而不是實體要件本身。

條文 vs 判決的落差：條文寫的是抽象的意思表示無效規則，但實務上絕大多數援引第87條的案件，其真實脈絡是「脫產防禦戰」——負債之人為規避強制執行，將不動產以形式上的買賣或設定抵押權移轉給親友，債權人則須依民法第87條主張該交易通謀虛偽而無效，或另依民法第244條撤銷詐害債權行為。條文表面上處理的是「意思表示的真假」，實際上是在處理「誰能拿到債務人剩下的財產」的資源爭奪。

誰得利、誰倒楣：得利的一方是有能力安排形式上財產移轉的債務人及其配合的親友（受讓人）——只要交易外觀做得夠像，加上舉證責任在主張無效的一方，債權人要在訴訟中證明「雙方通謀」往往十分困難，因為通謀合意通常不會留下白紙黑字的證據。倒楣的則是一般債權人，尤其是缺乏資源進行長期訴訟調查的小額債權人；相對地，銀行、資產管理公司等有專業法務資源的機構債權人，較有能力透過間接事實鏈（例如交易價格顯不相當、資金流向不合常理、雙方為近親等）成功舉證推翻假交易。

執行不了的地方：法律理論上給了債權人救濟管道，但「通謀」是雙方主觀合意，外部人幾乎不可能取得直接證據，實務上高度仰賴間接事實推論，導致訴訟結果高度依賴個案法官對間接事實關聯性的心證，可預測性較低，敗訴風險由舉證責任負擔方（通常是原告債權人）承受。

所以考試會怎麼考：申論題常設計「甲負債後將房屋低價賣給配偶乙，乙再轉賣給不知情丙」這種「假買賣＋善意第三人」的多層次題目，考點分三層寫：（1）甲乙間是否構成通謀虛偽表示而無效；（2）該無效能否對抗善意的丙（§87Ⅰ但書）；（3）甲之債權人除主張第87條外，能否併依第244條主張撤銷詐害行為。把「條文表面上是意思表示問題、實際上是脫產防禦戰」這個框架講出來，是拉高申論題層次的關鍵。